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紧要关头，我们党毅然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从党的历史来看，这3次起义是八七会议前后，党秘密领导和发动的著名武装起义，其间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7月，党中央作出了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从武汉经九江，秘密前往南昌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在白色恐怖下行动，需要极端保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严守秘密，即便对妻子邓颖超也守口如瓶。多年后邓颖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确定起义部署后，我们党根据实际情况，在各部队逐级进行了秘密传达。当时聂荣臻被周恩来派到九江，任务是“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周恩来在7月27日抵达南昌，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当天便秘密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也是在这一天，叶挺、贺龙率部从九江乘火车，先后到达南昌。自此，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加紧开展起来。
在起义准备的最后几天，为了保密起见，叶挺、贺龙分别召开会议下达起义决定和战斗任务，并且严格控制了知悉范围。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子坚曾经回忆说，叶挺同志于7月30日下午召集第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了秘密会议，宣布参加起义，并“要求同志们在行动前要绝对保守机密，在行动时要勇敢迅速消灭敌人”。时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袁也烈的回忆更为详细。他说：“七月三十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挺传达了我党关于起义的决定。
袁也烈还回忆说，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第二天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了黄昏之前出发的通知，但去哪里、做什么，并没有明确。那之后，具体任务也是逐级传达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撰的《南昌起义资料》记载：“（部队深夜露营后）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作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这期间，起义部队还以“会朋访友”“移防安营”等名义，想方设法对任务目标进行秘密侦察，以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
7月31日深夜，起义部队秘密行动起来。时任贺龙警卫连长黄霖后来回忆道：“整个起义军的各部都遵照命令，根据各自的任务，向各个敌人驻地秘密移动，将敌人秘密包围，或秘密接近敌人，占据要点，以便一听到信号，就立即发起冲锋，歼灭敌人。” 8月1日凌晨，随着起义枪声的响起，各部队由秘密行动转入对敌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胜利占领南昌城。
秋收起义的保密举措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那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保密措施也相当得力。
严格提出保密要求。1927年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就注意保密事项进行强调：“1.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2.阅后必即烧毁。”9月27日，任弼时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所附《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军事工作应“在伤兵中组织秘密机关”“指定同志加入军队当兵，并在军队中秘密成立党的支部或兵士小组”等；秘密交通方面，要求“设法与各重要区域建立迅速的交通”，并“指定熟悉地情的同志担任交通工作” 。
通信联络使用化名。1927年8月5日，党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即称省委为“其祥兄”（其祥，为湖南省委的代号），落款为“中原改世荣”（中原、世荣，均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当时中央决定改用“世荣”）。8月19日，湖南省委就“秋收暴动办法”给党中央的信中，则称党中央为“世荣兄”，而省委自称“向彩霞”。
出门在外注意化装。1927年8月31日晚，毛泽东从长沙去安源部署起义，便化装成商人。其间途经株洲，他下车找到朱少连（时任株洲区委工运委员兼宣传委员）、陈永清（时任株洲区委书记）商谈，准备离开时，“朱少连从衣箱里拿出两套铁路工人服装和草帽，让毛泽东化装”再走。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安排起义，再次动身则扮成了安源路矿的采购员，身穿白色褂子和长裤赶往铜鼓。
信件往来采取密写。起义时，重要的命令和战报采取了密写技术。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回忆说：“毛泽东到铜鼓后，派一个人送信来。那人做小商打扮，背一捆草纸，是湘赣边土产的竹浆草纸，用来做爆竹或烧纸钱用的，从中取出一张来，用当时通信用的隐显法浸出来的字迹，叫我们参加秋收暴动。”参加起义的杨立三也曾经回忆：“某日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几张草纸，上面是用五倍子浸水写的字，后来用矾洗显出来，见信后面署名是‘毛泽东’。”
军事行动注重隐蔽。起义部队很注意行军、作战中的保密工作。1927年9月12日，第一师第二团和醴陵起义农民分3路攻打醴陵县城，其右路以三营为主力，攻打县城东门。据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记载，为了秘密接敌，起义部队组织水手在水里推着木船前进，船内隐藏士兵，敌兵见空船飘来，未加注意，等到发现时船已近岸，船内战士甩出自制的土炸弹炸死了岸边守敌。隐蔽在对岸芦苇中的部队，立即蜂拥涉水而过，直冲东门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广州起义的秘密行动
1927年12月，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发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
自起义筹备伊始，广东省委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就非常注重保密工作。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起义资料》记载，11月底，张太雷在财政厅“附近的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党团骨干会议，进行发动工作”，此外，“还召开了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了起义有关决定”。
1927年12月4日傍晚，教导团、警卫团等部队骨干分子，在广州东郊黄花岗秘密举行会议，张太雷到会并作了起义的动员报告。当时在教导团的王谨权曾回忆说，“教导团的两百个积极分子，参加了张太雷等在郊外召开的秘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主张暴动”，回团后“便积极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起义部队非常注意日常保密。时任教导团团长李伯堃后来回忆说，教导团在广州，虽然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半公开活动，开过一两次会，但“为慎重计，党内活动还是采取个别联系方式，未开过人数众多的会”。战士刘祖靖也回忆说：“起义前夕，为了麻痹敌人，教导团照常出操、上课、学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
按照计划，1927年12月11日凌晨便要发动起义。即便到了这一时刻，党也没有丝毫放松保密要求。当时参加起义的黄平回忆：“暴动前还讨论了叶剑英的问题，是否事先告诉他暴动的打算、时间和计划，他当时似乎还不是党员（实际上叶剑英已于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关系保密的原因，广东省委不掌握此情况），我们以为他虽然跟我们走，但是在敌人军队中毕竟是有相当地位，不宜把我们暴动的计划告诉他。所以叶剑英事先是不知道的。”
起义发起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战斗到第三天，被迫撤出广州。敌人疯狂反扑、搜捕屠杀，很多同志不得不秘密撤离。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敌人到处搜查，搞得人心惶惶……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叶剑英则是在省委交通员李运全的帮助下离开广州的，1927年12月14日，他打扮成洋行职员，坐船前往香港。“当时敌人在船上搜查甚严，李运全串通船上进步海员，把叶剑英安排在船长室，避过了敌人的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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