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反映我党保密工作历史的文献纪录片《胜利之盾》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该片主创人员徐海鹰、余虹接受采访，就该片重要意义，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以及主创人员的创作经历和思考进行了深入的介绍。

        记者：作为主创人员，请二位谈谈《胜利之盾》拍摄、播出的意义。

        徐海鹰：《胜利之盾》这部片子的立项动议是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提出的。记得是在2013年秋天，一开始，他们对片子的主题和主线就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把党的保密工作历史，即从1921年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28年中党的保密工作的历史全过程，用文献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感性地认识“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的深刻内涵，激励广大保密工作者增强光荣感、自豪感、责任感，自觉为保守党和国家秘密做贡献。

        拍摄这部片子也是满足当前和今后保密宣传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如国家保密局领导所指出的，这部片子拍好了“是有效提升全党全社会保密意识的重要宣传教育举措，是对保密工作者一次最生动最直接的业务培训”。我们感觉，这部片子今天能够在央视成功播出，首要的一点，是对主题、主线的精准定位，达到了应有的政治和思想高度。

        经过认真审查和反复修改，现在这部片子共有12集，片长600分钟。它生动反映了保密工作与党的事业相生相伴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反映了在重大历史转折中保密工作“首战必用、战战必用、全战都用”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党不断完善和加强保密工作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保密技术对抗对赢得革命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反映了一批共产党员为严守党的秘密不畏牺牲的感人事迹，以及一些失误导致的深刻教训，形象地诠释了党的保密工作的深刻内涵和继承发扬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极端重要性。

记者：《胜利之盾》是首部反映保密工作历史的文献纪录片，在保密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开拓性，同时又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请问主创团队在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追求?

        余 虹：《胜利之盾》是首次采用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元素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保密工作历史。既然是首次进行形式创新和全面展示，它就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从一般创作规律来说，一讲到工作层面的内容，又采取文献化的展示形式，它就必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程序性和技术性的要求，与艺术创作所强调的情感性、丰富性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胜利之盾》不是一部干巴巴的历史说教性的作品，在创作上我们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在风格上，它有很强的故事性，从始至终都在讲故事，而且层层递进，节奏感很强，视觉表现很丰富，背景音乐也很动情，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较强的观赏性。在内容上，这部片子既有大历史线条的波澜壮阔，更有对保密工作历史的缜密编织，主创团队尤其在“编织”上下了大功夫，既有文献史料大尺度展示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又有直击历史现场给人的年代感和可信度，避免了以往文献纪录片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比较多样的创作手法，使这部片子既翔实厚重、逻辑严谨，又具有一定的艺术品格和史诗性，感染力、吸引力都比较强，多次试映的效果也都不错。当然，最后评判的发言权还是要交给观众，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记者：以影像的形式挖掘和反映保密工作历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胜利之盾》是一部精良之作，请问主创团队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

        徐海鹰：作为主创人员，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选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虽然我们之前一直在近代革命史、中共党史的范畴里耕耘，拍过一些作品，但对保密工作这个领域完全陌生。我们拜访了一些党史专家，他们对此也不甚了解。这对创作来说，就好比你站在历史长河岸边，却分辨不出（保密工作）这道水流在哪里，是什么颜色和温度，因为它不在浅表。所以一开始我们没敢答应，对能否实现创作的意图心里是没底的。

        经过半年左右的酝酿，我们才敢上手。这半年里，我们都在“探路”，就是闷头在大量的史料中寻找，这样才逐步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党的保密工作是与党的历史相生相伴的。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捋着中共党史的主线往下挖，隐约地看到了一块无形的盾，逐步建构起了一个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基本框架，形成了12集分主题。到了2014年年中，我们对完成这个任务才心里有数，才决定开干。

        记者：二位都曾担当过《苦难辉煌》主创，《胜利之盾》与之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徐海鹰：形式上，《胜利之盾》和《苦难辉煌》一样，都属于文献类纪录片，两者区别主要是在主题内容上，《苦难辉煌》是反映大历史观的作品，视野上比较宏阔，思辨性比较强，它的故事选择都是为了思辨与说理，选材和结构上都洒脱、浪漫一些，有个人化风格。而《胜利之盾》则更翔实更严谨，因为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说中共“一大”，观众都很熟悉了，我们就把会议背后关于保密工作这一块做细。不细你就讲不明白，观众也看不明白；再比如“洛川会议”，大历史观的作品讲洛川会议可能只讲它承载的历史使命、完成的历史任务、成就的历史地位，但《胜利之盾》就必须聚焦到它保密工作的特殊性上来，介绍当时会场的外圈是东北军的部队守卫，里圈是红军的部队守卫，讲毛泽东就住在机要室旁边守着电台等等，在这方面讲得很细，总体上叙事性很强。

        为什么选择这个形式，也与第一次做这件事有关。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相对系统的保密工作历史范本，我们可能就不采取这个形式，而是直接放大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党的保密工作来做，比如党中央在上海地下工作这一块，或者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这一块、毛主席重庆谈判这一块，或者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背后的保密故事等。可以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随便拿出哪个保密故事，都是峰回路转、复杂曲折、耐人寻味的，都能挖掘出宝贵的东西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有东西可做。但正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就想，既然已经看到它的存在，何不先把它一块块打捞出来，先拼接出一个整体的样貌，为党的保密工作构建一个专业史框架，打造出一块完整的盾牌形象，不让它继续碎片化存在。有了第一次垫底，以后我们再想精细地展示其中某一个部分就有依托了，这样做对大历史的深入研究也是有价值的，既填补了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研究应用的空白，也开拓了党的专业史研究的新领域，等于是为党的保密工作积攒一个无形的精神家底。

        记者：《胜利之盾》为党的保密工作历史“拼图”，除了钻研相关史料，还在拍摄过程中走访了许多事件发生地、历史见证者和地方党史研究人员，大大拓展了史料的来源、数量和种类，这对优选素材一定很有帮助。

        余 虹：《胜利之盾》前期拍摄历时大约1年，摄制组分几路跑了21个省区市，收集保密斗争故事，主要工作方式是收集档案史料，寻找亲历者见证人，访问研究人员等，拍摄素材约40T，优选其中40G放到片子中，可谓“千里挑一”。

在走访拍摄过程中，我们收获巨大。比如在东北、内蒙古的中俄中蒙边境就有很多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在找这部片子的开头，踏破铁鞋，四处寻觅，想不到在东北、内蒙古找到素材和灵感，现在全片的开头就是从满洲里、从中东铁路开始，一下子把我们的困惑解决了。在走访中，我们还有不少发现，比如有些地方史志专家长期工作在一线，他们从民间收集的材料，往往要比大专家学者来得更细致、生动。再者，很多地方档案馆的馆藏史料中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宝贝，这些在片子中都展示出来了，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证言。特别是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些珍贵文献档案，首次出现在这部片子中，如党的地下斗争中的保密工作教材、瞿秋白手书我党第一个文件管理规定、党的第一个保密委员会章程、中共“六大”代表名册、长征中关于机要人员的管理规定等等，都是第一次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献档案“现身”于片中，大大提高了《胜利之盾》的权威性。

        我们还通过镜头反映摄制人员在历史发生地的种种亲身体验，来增加观众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比如在第3集《保卫赤旗》中，当地学者带我们披荆斩棘爬峭壁进入一个巨大的山洞，让我们知道了红军在反“围剿”中屯藏军火物资的秘密，有很强的代入感和现场感。刚开始我们进入角色的时候，感觉保密工作很虚，是属于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和监督执行来实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工作。搞形象艺术的人一旦捕捉不到行为，就会感到害怕，因为“虚”的东西很难表现。而我们一旦走出去，有了这些现场直接体验，实在性、存在感就出来了。走的看的多了，我们自己还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保密工作是通过构建“四个屏障”来实现的，即“制度屏障、技术屏障、群众屏障、自然屏障”。还有党和人民军队的制胜法宝之一，就是对保密工作“首战必用、战战必用、全战都用”。这是我们自己在精神上的收获。

        记者：《胜利之盾》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所到之处党政领导和省区市保密局的大力支持，在片子播出之际，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余 虹：特别感人的是在国家保密局的动员下，摄制组所到之处，当地给予的大力支持，省区市保密部门等相关单位都参与进来，显示出全国保密系统干部队伍超强的行动力。特别是在2014年，那年夏季非常炎热，摄制人员在河北、山西、陕西、广东、福建、江西、上海、江苏、湖北、山东、贵州、四川等地战酷暑。在现场的每一天，当地保密局领队干部都与我们一道出大力、流大汗。一些地方保密局的领导同志在现场帮我们扛梯子、搭架子，令我们非常感动。拍摄期间，国家保密局一直派干部随队保障，为摄制组打前站。国家保密局领导也几次下到基层现场办公，为摄制组排忧解难，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胜利之盾》也是咱们整个保密系统一个大协作的作品，一个大协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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