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为加强保密学习，笔者研读了老一辈革命家关心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学习《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等党的文献，重温了邓小平有关保密工作的重要理论和思想观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邓小平始终对做好保密工作高度重视，对加强保密工作关怀备至。

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

        强调敌情观念。邓小平主政西南之初，敌特破坏频繁，形势异常严峻。1950年10月18日，他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10次集体办公会议上，专门就“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根据最近的材料，我们政府……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出来，敌人已经预先布置，煽动口号已经出来了。比如物价问题。”同时指出，“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有些事情我们认为无关紧要，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从而进行破坏”。因此，都要加强警觉性。

        加强保密教育。他指出：“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尤其是“我们没有保密习惯，要进行教育”。在如何开展保密教育这个问题上，他着重指出“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现在“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要保持好的传统，通过保密教育来提高对保密工作的认识，且“对党外人士也要经常进行教育”。

        领导机关带头。对做好保密工作，邓小平多次强调领导机关要发挥表率作用。在《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一文中，他就要求“机关保密工作先从军政委员会开始”。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包括保密工作方面的问题，中肯地指出：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自觉地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

保密工作要突出重点

        突出科技发明。1960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有东西要保密，也一定要保住。不仅尖端的要保住，发明创造也要保住。现在刊物泄密很严重，主要是科学技术刊物。今后要负责人审稿。” 1966年2月26日，他在《领导干部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一文中，又强调，“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也要藏一手，注意保密”“成绩越大，发明创造越多，越要藏一手”。

        突出邮电工作。1953年8月27日，他在主持政务院第187次政务会议时，总结指出：“邮电工作两个问题。一是保密，因为有许多东西要经过它；二是同人民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提出了这样的方针：怎样努力做一系列工作，既要做好保密工作，又要使人民满意，这个方针是很重要的。”“关于保密问题……由于邮电部门是要害部门，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突出。”

        突出对外资料。邓小平在《保密工作要从严》一文中，专门就“对外资料”保密工作的原则进行阐述。明确指出：“关于对外资料的保密问题，三条原则：（一）人家的我们也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直气壮地要。别人要我们的，也给，但只能走前门，不能走后门。（二）不要指望别人，要自力更生。（三）不论别人给的还是自己的都要保密。”

        突出涉密人员。他在《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一文中讲：“周总理特别说，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这样消息走漏以后，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包括人事问题，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哪些人是有保证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涉密人员十分注重加强保密管理，包括经常性地保密审查和甄别。

保密工作要依法从严

        建立和完善保密规章制度。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强调“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1979年11月2日，他又严肃指出：“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

        严格限定知悉范围。1950年10月23日至30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期间，就保密等问题讲话。他指出：“保密是全国大问题，现在已暴露了危险性。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参加会、看文件当成政治待遇，这样知情的人就少，泄密可能性也就小了。”对此，他要求“各地应专门组织委员会经常提一提，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以此为中心工作”，防止发生问题。

        严格保密工作检查。1960年5月5日，邓小平在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开展保密检查运动加强保密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等文件时，明确指出“保密委员会要搞个班子，搞十几个二十个政治可靠、懂得科学技术的干部，天天检查找岔子”，并特别指示：“今后保密工作要从严，每年搞两次保密检查。”

        严肃查处保密问题。邓小平曾在办公会上讲：“毛主席、周总理说，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的处分，比其他法律要严厉。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对于发生的保密问题和案件，必须严肃惩处，“要抓住几个典型例子，有的要开除党籍，有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领导干部要负责。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视保密工作，与其坚定的党性原则、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实事求是的大势把握，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养成等密不可分。

        坚定的党性原则。党管保密是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重视做好保密工作，正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党性坚守。其主要体现在模范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保密工作的决策指示上，特别是对毛主席“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要求，始终作为政治红线坚决遵守；体现在打定主意、不忘初心上，早在1926年1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他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他传奇的一生中，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为党工作的初心坚定不移，对党忠诚的信念毫不动摇。

        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果敢坚毅地肩负起党交给的重要使命。他当时不但掌握着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机关地址等秘密，而且负责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等工作。白色恐怖下，稍有不慎就会牺牲自己，更会危及组织安全。因此，他十分注重秘密工作，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服装”；为掩护情报传递，他还开过杂货铺，当过古董店的老板。即便如此，面对敌人的搜查，还是两次与被捕“擦肩而过”。多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实事求是的大势把握。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邓小平有关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并且是不同时期针对保密形势的发展而作的“符合客观实际、重在解决问题”的讲话报告。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主政西南时期，强调“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就是对西南复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特务猖獗、窃密严重等情况，作出的有的放矢之举。又如20世纪60年代，他多次强调“保密工作要从严”，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经历50年代的起步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后，科学技术等取得重要突破情况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作出的务实要求。1979年，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如此，体现了他善于对变化的时势包括新的保密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

        严谨细致的工作养成。邓小平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早在“八七会议”之前，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其后随中央到上海，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作为中央秘书，他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担任中央秘书长，“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作记录外，还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和各种会议安排等”。艰巨的中央机关工作历练特别是分管文件、机要等担当磨砺，使他不但练就了做好保密工作的硬本领，而且坚持“以绝对秘密为原则”，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并成为身体力行抓保密的表率。

        邓小平重视保密工作的主要方面及其原因分析，对我们今天做好保密工作仍有很多学习借鉴的意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更要始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入分析和把握保密形势，做好新时代保密工作；要坚持依法治密从严治密，结合新的任务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完善保密法规制度体系，为保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力支持；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对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艰辛实践，深入总结党管保密的宝贵经验，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保密工作，始终秉持创新、奋发有为，努力开创保密工作新局面。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8期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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