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工作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全与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无论在哪个年代，保密工作就是维护国家不可缺少中坚力量，必须坚决守护好国家秘密，方能山河无恙，人民相安！涉密人员应当牢记保密使命，用心做好每一个保密小事，保密柜等保密设备要合格合规，涉密文件要放在保密柜，涉密场所配备手机屏蔽柜等保密设备，涉密信息要“闭嘴”，涉密程序要正当，凡事要“问一问再看 想一想再说 看一看再扔”，决不能因一时疏忽，造成泄密！
从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起，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伺机渗透和破坏的“眼中钉”。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敌特活动，“全民皆兵”的严密防守，使得敌特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
日寇活动猖獗
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敌人特别“加强特务工作”，这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总的来说，日本特务机关对边区的渗透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派奸细潜入边区，钻进我党政和学校机关内进行秘密破坏。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4月，延安保卫机关破获日本间谍、特务机关案件共计73起。
二是在边区内部组织反共力量，指挥其进行破坏边区的勾当。1937年至1938年间，边区内外土匪共有百余股势力，多为日寇别动队。其中有李清武股在劳山截击周恩来汽车，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寇，边区绥德分区、关中分区的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等。
日寇的渗透活动，使我党遭受许多损失。《解放日报》曾多次通过公开报道及评论进行揭露与谴责。如1941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运用公开的与隐蔽的侦探奸细，在各地收买汉奸，建立傀儡政权，挑拨反共战争，在前方则瓦解抗日部队，在大后方则窃取国家机密，其各种破坏行为，予中国抗战团结事业以重大的损害。”
我党了如指掌
对于日寇“对边区暗的进攻是如何的阴狠和普遍”，我党可谓了如指掌。
党中央数次在指示、决议中说明敌特的渗透活动，要求加强锄奸反特工作。毛泽东、任弼时以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等也多次指出敌特对边区的渗透。毛泽东曾在一封电文中明确指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边区党委和政府处于反敌特斗争的第一线，多次说明日本特务机关阴谋渗透边区的情况。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在边区一级活动分子会议中指出，“日寇的奸细到处活动，我们正在组织锄奸团，消灭这些家伙”。
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其中，“暗的仗”就是反敌特奸细等斗争，“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
粉碎敌人阴谋
对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渗透活动，我党把反敌特斗争作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从容应对，灵活处理。
在中央层面，党政军内部开展了防间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动，并于1939年2月成立中央及各级社会部等反特工作领导机构，发布《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指示、章程。边区层面，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社会部，张邦英任部长。
执行层面，据曾任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的周兴回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则设立了保安处负责边区的治安、情报、反间谍等工作”。依据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边区保安处主要负责“敌探汉奸之侦查、缉捕、处置”“人民锄奸组织之指导”，以及“其他有关边区锄奸事项”等。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等军事系统也成立锄奸局，负责肃清军中内奸，在军外主要是捕捉汉奸敌探、平定汉奸土匪的暴乱等。
同时，边区政府还公布防奸公约，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检举特务等。1939年11月的一份统计显示，时有群众哨站1004个，锄奸团员129523人。如此一来，边区建立起严密的锄奸组织和网络，可谓“全民皆兵”。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边区保卫部门的精心布置下，边区反敌特斗争成效斐然。据记载，1937年至1939年1月，共破获敌探汉奸案件100余起。1937年至1939年底，庆阳、关中分区及所属各县共抓获日本奸细86名。
边区反敌特的伟大斗争，为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守党和边区的秘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和维护根据地的社会治安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1941年1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反敌探奸细的斗争”这条战线上，“我们依靠着边区全体一致的努力，不断地粉碎了敌寇特务的扰害，保卫了边区的治安，保卫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
本期编辑：王 婉
文章来源：保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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