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得不表示出愿同共产党和谈的姿态。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渝，最终达成双十协定。

去往重庆前的智斗较量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同时电令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设法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那时候，国民党在延安驻有一个联络站，负责联络的是国民党特务周励武、罗伯伦。他们被派驻延安，名义上是向重庆军令部随时报告八路军战况，实则处心积虑获取情报。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早已获取其联络密码，从而破译了他们与重庆间的往来密电。

毛泽东收到邀请电报后，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经过审慎考虑，决定将计就计。8月16日，他复电蒋介石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同日，毛泽东特意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明确表示：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作考虑。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周、罗二人非常欣喜，急忙赶回住处向重庆报告情况。蒋介石闻讯，于8月20日又发一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他在电文中称“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他再次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并告之：我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去重庆。周、罗闻讯，又发密报，判断毛泽东不可能亲自去谈判。

在认定毛泽东不会来渝之后，蒋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同时电令周、罗严密监视延安情况。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他还说：“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安排好中央工作后，毛泽东于8月24日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从这封电报来看，尽管毛泽东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但始终没有明确去重庆的具体时间。这一方面给蒋介石造成更多错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

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7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魏德迈（时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飞机抵达延安，专程接中共代表团赴渝谈判。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延安保卫部门派人日夜守护，严防敌特安装炸弹。临上飞机前，周恩来还专门安排警卫人员登机“检查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并在登机时又亲自检查了一遍。

这期间由于严格保密，直到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登机离开延安时，周励武、罗伯伦还不清楚事情的原委。蒋介石尽管已经获知“毛泽东去重庆”这一安排，但终究为时已晚，令他措手不及。

谈判期间的安全保密措施

8月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自此，开始了为期43天的谈判。

毛泽东抵渝后，国民党特务企图全程跟踪，特别是入住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敌人在周围安排了众多军警宪特。他们名义上为了保证谈判安全，实则加强了盯梢监视。颜太龙（当时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曾经回忆道：“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国民党都布置了特务，什么样的特务都有，有坐汽车的，也有靠两条腿的，有卖甘蔗的，有卖桔子的，卖香烟的、坐茶楼的……”对于国民党这些窥探威胁，我们党也相应地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早在8月25日深夜，周恩来便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钱之光发去急电，指出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须做好一切准备，尤其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电文中，周恩来还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饮食习惯等做了具体指示”。经过精挑细选，那时担负毛泽东安全任务的，主要是“两龙一虎”3名贴身警卫，即专门从延安跟随毛主席到重庆的颜太龙，还有陈龙和龙飞虎。周恩来特别叮嘱：“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对此，龙铮（龙飞虎的子女）在纪念文章中曾经写道：“重庆谈判中，毛主席在林园住了两个晚上。当时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也住在那里……这两夜一天，父亲是没有闭过眼睛的。他晚上就双手持枪，坐在门外警卫。”可见，毛泽东在渝期间警卫工作是非常尽责也是非常严密的。

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晚，便回到红岩村居住。在重庆谈判的那些日子里，他白天多在桂园（当时张治中在曾家岩的一处住所）会见各界人士，晚上则回红岩村处理内部事务。令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始终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络。之所以说“没有想到”，是因为自1943年起，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就被国民党封闭了，毛泽东到重庆前后，我方虽然几经交涉，但国民党始终不同意启封，只是答应可以“由国民党军政部总台代为收发电报”。

但其实，在八路军办事处阁楼上，我们党有一个秘密电台工作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秘密电台功率很小（只有5瓦），天线也是沿着楼房的房檐架设的，非常隐蔽。他们白天把机器藏起来，到夜里才开机工作。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一切机要电报都由秘密小电台收发。每天，从黑夜到天明，大家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写好的电报，迅速译好发出去，又迅速地把延安发来的电报译好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大家不顾天气的闷热和蚊虫叮咬，在黑色窗帘和灯罩的掩饰下，艰辛而又愉快地工作着……为了不影响楼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工作和休息，都穿着布鞋或赤着脚走路，还把椅子腿裹上布条，以免移动时发出响声。”

对于那时的情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档案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毛泽东同志白天在桂园会客，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回到红岩村休息。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里住了40个晚上。毛泽东所住的这栋大楼很有特色，外看似二楼，实则三楼，三楼最隐蔽为机要科所在，因空间低矮，过道狭窄则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鸡鸭棚’‘鸡鸭行’。酷暑天，三楼楼阁式小屋气温高达40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仍日夜坚持工作。”

小小电台，连接起重庆与延安。在延安，为了确保同代表团的密切联络，王诤（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精心组织，时刻保持总台电讯畅通；在重庆办事处，秘密电台密切配合，圆满完成谈判期间各项任务。那时，党中央作出派军队迅速争取东北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小电台同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秘密联络并商定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由于电讯保障有力，毛泽东专程前往军委三局驻地慰问工作人员，充分肯定了他们在重庆谈判期间做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