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早期参加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始终高度重视党的保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

做好八七会议筹备保障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的汪精卫蠢蠢欲动，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下，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时名“邓希贤”）负责管理党的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并且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他随同中央机关一再转移，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成了“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研究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开好这次重要会议，中央对会议期间的保密工作提早作出周密安排。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更是责无旁贷，积极投入会前准备。

保密柜、手机屏蔽柜、手机屏蔽袋、密码文件柜、电子档案柜

早在8月3日夜，邓小平便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进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这里地处俄、英、法三处租界结合部，前临僻静街道，后面通有小巷，位置很是隐蔽，而且房子二楼凉台与邻居的凉台相连，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因此，中央决定把这里作为八七会议的秘密会场。

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二十多人。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这些代表是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少数会议筹办人员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此外，开会的房间与餐厅相隔，两处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8月的武汉酷热难耐。但为了保密，大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屋里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参会人员都挤在楼上，困了，他们就在地板上休息一下；饿了，便喝点开水、吃些干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一夜；但作为会议筹备者，邓小平却在会场工作了6个日夜。1980年7月，他再次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时，不无感慨地说：“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其间，他不但尽心做好会务工作，而且根据职责分工，精心完成了会议记录任务，如今我们看到的八七会议报告和发言记录手稿，就出自邓小平之手。

在上海中共中央的日子

1927年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此时中央机关已由武汉转移到上海，为了安全保密，办公地点分散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447号、同孚路（现在的石门一路）柏德里700号等地。

“邓小平是秘书长……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中央的安危。”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黄玠然回忆道。

比如，邓小平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中央会议。那时，中央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尤其对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地址、中央领导同志住址等都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掌握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活动地点及住处，还有秘密接头地点。每次安排会议、组织活动，他都采取周密的保密和防范措施，确保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

同时，邓小平下了很大功夫去了解上海地理环境。他走街串巷，经常到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地熟悉情况，很快便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通”。按照中央“秘密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要求，邓小平先后以经营杂货铺、古董店为掩护，每天上午9时，与李维汉、任弼时等人在店里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开展工作、参加活动很注意化装隐蔽，尤其注意“符合身份的穿戴”。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们来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不注意，跟群众一样。”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职业身份”掩护下，精心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沉稳的行事风格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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