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王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丝绸之路”“汉文化圈形成”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保密文化，在该时期也是内容丰富。

各种史书中记载的故事以及思想观念都体现出汉代对于保密的高度重视。《史记》和《汉书》中记载了不少关于保密的典型事例。比如，地方的诸侯王东平王刘宇来京师朝见时，请求皇帝赐予《太史公书》（即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和《战国策》等典籍，遭到拒绝，理由是《太史公书》有“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战国策》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故不可赐予诸侯。

再如师丹泄密案，师丹时任大司空之职，学问渊博，一直深受皇帝信任和赏识。因年老健忘，有一次让书吏代为起草封事（密奏），书吏不慎将封事内容传播出去。朝臣们认为，“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臣不密则失身”，要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有官员为其求情，最后皇帝让他退休回家，这已属从轻发落。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这些思想和故事无不体现出汉代对于保密的高度重视。

君主健康状况要保密。如汉元帝身体不适，除了皇后、太子、傅昭仪等知情外，朝臣官吏仅有尚书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君主死亡的消息，有时也会出于政治需要而保密，比如汉高祖、汉安帝死后都经历了一段“秘不发丧”的时间。

皇宫是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有关事项也在保密之列。著名的孔光“不言温室之树”就是这个意思。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世孙，居官谨慎、严守机密，当时就被视为保密和忠诚的典范。史载，孔光掌管机密十余年，放假回家，与家人聊天，始终不谈及朝廷之事。有人问他：“温室省（皇帝居住的宫殿）中有何树木？”孔光也装作没听见，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

孔光经常向皇帝上奏，每次都将草稿销毁，他的这一做法流传下来，称为“焚草”。至于政治军事决策，包括官员选任、地方政务、经济决策等，自然更在保密之列。

汉代采取了复杂多样的保密措施，包括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则、谨慎控制用人、泄密责任追究等。从事前防控到事后追责，颇有体系性。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关于泄密的责任追究落实较为到位，史料中关于泄密事件处理的记载很详实。如汉武帝时，侍中严助与淮南王交私论议被弃市；汉宣帝时，太常苏昌“以秘书借霍山”被免官；汉元帝时，长安令杨兴“漏泄省中语”减死罪，“髡钳为城旦舂”（秦汉时期的一种刑罚，指剃光犯人的头发，颈上戴刑具，男犯筑城，女犯舂米，但实际从事的劳役并不限于筑城舂米）；汉成帝时，京兆尹齐宋登“漏泄省中语”后下狱自杀，等等。因泄露密事而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违反保密纪律的人无论是三公九卿、皇帝侍从还是地方守官以及各王侯，都要受到严厉惩处。而处置方式则根据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包括弃市、免官、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指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鬼薪（秦汉时的一种徒刑，因最初为宗庙采薪而得名。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他各种重体力劳动）等惩处，警示和震慑作用明显。

此外，汉代的保密文化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保密制度是适应当时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需要而产生的，带有浓烈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保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从《汉书》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皇帝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案例，成功地将保密渲染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做人准则，所谓“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在这里融为一体。概言之，为什么要保密？根本上是维护君主权威的需要。保密柜、手机屏蔽柜、手机屏蔽袋、密码文件柜、电子档案柜、保密文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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